在岭南的某个地方，静静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祠堂。祠堂门前，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，名字早已模糊，几乎无法辨认。每当有老者讲起这段历史时，他们总是轻声细语，压低声音，仿佛怕打破某种沉默：“那年死的人实在太多鸿运配资，连整个山都无法掩埋。”这段故事发生在公元879年，当时黄巢的军队刚刚踏入岭南。
不久之后，整座城市几乎变得空无一人。虽说具体的死伤数字已无人能确切知晓，但传闻中尸体顺着河流漂浮，漂出几十里地。更为奇怪的是，这场血腥屠杀之后，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大族名字彻底消失在了史册上。那些本该传承几代的家族，仿佛一夜间从历史的长河中蒸发掉了。
要理解这其中的真相，得从唐朝末年社会动荡的背景谈起。那个时代，朝廷已摇摇欲坠，地方上的节度使各自为政，百姓苦于赋税，连日常的盐都买不起。然而，尽管民众疾苦，世家门阀仍然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。像陇西李氏、荥阳郑氏等家族，早已摆脱了朝廷的俸禄，依靠祖先留下的土地、庄园和官员关系继续享受特权。
展开剩余79%然而，对于寒门子弟来说，情况则截然不同。即便他们通过科举取得了一定的功名，但若没有门阀的支持，依旧只能在县衙里默默地抄写文书，过着平庸的生活。黄巢便是这样一个寒门出身的人。他的家庭经营私盐生意，地位比农民还低。黄巢虽然多次参加科举，但无一成功。他并非才学不足，而是因为没有门阀的支持。在那个时代，科举的成功并非单凭才学，而是看你能得到哪个有权势的人引荐。
黄巢在《自号文》中曾写道：“我本山东一狂生。”意思很明确：我有才，但没人看得起我。黄巢并不认命，但他深知鸿运配资，单靠科举改变命运几乎不可能。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。那时，河南一带的王仙芝发动了起义，黄巢便跟随其后，最初担任幕僚，为起义提供策略。然而不久后，王仙芝兵败，黄巢接过了指挥权。从此，他的性格发生了剧变，变得愈加暴虐和血腥。
黄巢开始烧毁官府、杀害地方豪强，最初是为了惩治贪官，但很快，目标扩展到权贵阶层，甚至连老弱妇孺也不放过。他最为残暴的一次是在攻占长安之后，短暂自立为“大齐”皇帝，但由于缺乏民众支持和贵族阶层的认同，他并未得到真正的尊重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他变得更加暴躁，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权势最为显赫的家族——陇西李氏。
李氏家族不仅与李唐皇室有着深厚的关系，还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大量的庄园和人脉。他们曾是李世民的亲戚，享受了特殊的优待和权力。即便在李世民后期大力打压门阀，李氏家族依旧未受到实质威胁，但黄巢敢于挑战他们。黄巢围剿陇西李氏，不是简单的“打击”，而是通过彻底屠杀来摧毁这个家族。几乎整个家族的男丁被杀，连妇孺也未能幸免。
有些人认为黄巢已经疯了，但从他随后的举动来看，这一切并非失控，而是深思熟虑的策略。他的目标是摧毁旧有的阶层结构，并重新定义权力的规则。黄巢并不是要更换一位皇帝，而是要打破现有的阶层壁垒，让世家门阀的特权彻底瓦解。
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。在黄巢攻占荥阳时，曾有一位郑姓老者坚守在家族的祠堂门前，手中紧握家谱。他坚决不肯离开，表示：“如果我跑了，郑姓家族就断了。”然而，当黄巢的部队最终抵达时，家谱被烧毁，老者也未能幸免。这个事件仅在《旧五代史》里简短提及，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尽管黄巢并非仅仅屠戮门阀，他的暴行也波及了大量无辜的百姓，岭南的这场屠杀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当黄巢怀疑当地百姓藏匿了前朝旧臣时，他下令屠城。当时的广州人口多达百万，几个月后，城区内仅剩下寥寥几万人。虽然岭南的史志对此有极少的记载，但从后人的考证来看，寺庙、家族谱牒等文献资料在那几年里都出现了显著的断层。这种断层，并非自然的消亡，而是被人为地抹去。
黄巢的残暴行径，甚至连当时的文人也不敢为他辩护。然而几十年后的宋朝史家，却对黄巢的影响有了另一种评价。他们认为，虽然黄巢最终失败，但他打破了世家门阀几乎不可动摇的传统。黄巢的起义虽败，却间接推动了五代十国时期社会阶层观念的变革。到了宋朝，寒门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比例首次超过了世家子弟。以唐朝为例，唐中期进士中，出自“士族”的比例高达70%以上，而到了宋初，这个比例已降至30%左右。黄巢的起义无意间为寒门子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。
尽管我们无法称黄巢为“好人”，但那次大规模的清洗为中国历史上最顽固的“种姓墙”留下了裂痕。从此以后，社会的阶层观念发生了微妙变化，门第对仕途的影响开始逐渐减弱。黄巢的起义，虽然未能改变中国的政权格局，却为后世的变革埋下了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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